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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case
完善我國私家偵探社行業的法律構想
來源:武漢忠信商務調查有限公司 發布時間:2016-08-01 閱讀量:

(一)私家偵探收集資料的證據效力方面
    私家偵探收集的證據和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一樣,必須經過法庭的質證以後才能夠作爲人民法院據以做出裁判的依據。只要證據的取得方式與途徑是合法的,那麽證據在證明力上就不應與專門偵查機關獲取的證據有所區別。但就目前而言,其獲得證據合法性以及與公共執法機構的證據擁有平等地位在觀念、制度上都存在阻礙。不可否認,某些專門領域,我們應該相信專家,如司法精神病的鑒定。但從法理上講,很多領域,法定偵查機構獲取的證據並沒有理由比私人偵探的更有說服力、更可信。在制度方面,某些規定明確排斥了私人的調查取證權,欲消除這些障礙,制定內容詳盡的證據法規則不失爲良策,尤其是完善證據的采納規則與判定證據證明力的標准。人人平等地適用統一規則,不能因主體資格的不同而異化,否則,就破壞了基本的法制原則。

(二)私家偵探的管理體制方面

    1.私家偵探的准入資格和程序
     私家偵探的准入資格包括作爲“私家偵探所”的法人准入資格和程序,也包括作爲所內執業人員的私家偵探的准入資格。
    “私家偵探”的主體資格和行爲性質,符合我國《行政許可法》關于“設定行政許可”的規定,應對其實行許可制。該法第2條規定“行政許可,是指行政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經依法審查,准予其從事特定活動的行爲”。第20條規定:下列事項可以設定行政許可:提供公衆服務並且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職業、行業,需要確定具備特殊信譽、特殊條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資格、資質的事項。“私家偵探”及其行爲符合這一規定,從法理上說,“私家偵探”依民法上的“委托”而進行民事調查,于法于理無可厚非,但如果是經常性或職業化的行爲,則符合了“提供公衆服務並且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情形,依法“可以設定行政許可”。根據《行政許可法》第14條、第15條第1款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省級政府規章可以設定行政許可。但由于“私家偵探”的許可屬于對主體資格、資質的確認,根據第15條第2款的規定,應排除地方性法規和省級政府規章設定權,應由法律或行政法規設定。規定許可即准予(准入)條件。
    我國私家偵探業的管理模式應包括四個層次:一是相關國家行政機關的行政管理;二是行業協會的行業管理;三是私家偵探機構的自律性管理;四是稅務、審計等政府有關部門的管理和監督。[7]這四個層次相互關聯,不可或缺,相輔相成,構成了完整的私家偵探管理體系。而內部管理則是管理主體和被管理者處于同一組織內部,對私家偵探采用兩結合的管理模式,其目的是爲了提高工作效率,節約成本,實現經濟效益。
     2.私家偵探的權利和義務
     由于沒有法理上的支持,私家偵探在民間取證或受委托調查權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賦予私家偵探業相應的權利就成爲這個行業發展不可避免的課題。對其所擁有的調查手段加以明確的規定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對私家偵探也應當提供必要的法律保護,以保證其業務的正常開展。另外,在私家偵探業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的情況下,針對委托人的保密性、安全性等有很大威脅的可能性,私家偵探業的從業人員必須遵守行業規範,維護行業職業道德,在遵紀守法的前提下,爲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盡自己的綿薄之力。而且由于私家偵探工作本身的危險性質,某些偵探必須攜帶器具,這樣就有致人死亡和重傷的可能,因此必須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私家偵探使用器具的權限和場合。
     3.私家偵探的委托代理合同效力的認定
     私家偵探的委托代理合同應當符合法律的規定和精神,不能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這是其執業的底線。合同的簽訂主體必須是完全民事行爲能力人和私家偵探機構,而不能是私家偵探機構內的個人與委托人簽訂合同。 “私家偵探”受委托後的業務行爲,主要是事實行爲而非民事法律行爲,故不能等同于通常的委托代理關系,即不能適用一般委托、代理的責任關系來處理“私家偵探”業務行爲中的侵權等法律責任;應確立“私家偵探”的獨立責任或首要責任原則,按民事侵權、行政違法或犯罪中的因果關系、共同過錯、共同故意的原理追究其法律責任,爲了更有效地保障被侵害人的權益,可以規定由“私家偵探”和委托人承擔連帶責任。
    (三)私家偵探的專業化與職業化方面
    私家偵探要爲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就必須具備專業化、職業化特點。一般而言,職業化的標准有三:一是私家偵探行業已經成爲社會公認的專門職業和人們選擇職業的主要目標之一,能吸引各類人才,特別是較高層次的專業人員;二是有相當數量的人員長期從事這一職業,保持穩定的職業共同體;三是形成具有以符合私家偵探職業特點的管理制度、用人制度和職業保障制度爲內容的職業文化。從我國目前私人偵探所的人員構成來看,絕大多數都具有某一方面的特長。可以考慮建立統一的國家認證資格考試制度並實行資格管理,可以根據一定的標准,分爲不同的等級,規定不同等級可以接手不同類型、難度的案件,以避免新入行的私家偵探因缺乏經驗和技術而無法應對某些棘手的案件,防止産生新的矛盾糾紛和其他的法律問題。同時,應建立統一的私家偵探培訓機構,對從業人員職業道德、法律知識、職業技能和綜合素質進行全面的培訓和強化訓練,並使其成爲取得執業資格、年度審驗和級別晉升的必經環節和必備條件,促使其向專業化的方向發展,以建立一支高素質的私家偵探隊伍。
     (四)私家偵探業的立法方面
    在理論界,我國學者對私家偵探存在的合法性是有爭議的。贊成者認爲我國民法將過錯賠償規定爲承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並實行“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明原則,當事人舉證能力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國家機關又不會介入此類調查,一些弱勢當事人往往不能完成舉證責任,其合法權利得不到有效維護,而私家偵探則可以協助弱勢當事人完成這一任務,即便在刑事訴訟中,公訴機關沒有偵查、調查出來的事實,也可由私家偵探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對其進行完善,以達到懲治犯罪的作用。私家偵探以商業形式介入社會法治秩序,不但可以成爲對政府管理社會職能的補充,也有利于我國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順利開展。反對者則是從偵查權的角度對私家偵探加以否定的,我國憲法要求不論任何組織和公民個人都不得違法行使國家公權力,但是私人偵探跟蹤、盯梢等活動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均屬違法行爲,直接侵犯了公民合法權益,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
     反對者以偵查權專屬于國家機關行使來反對私家偵探的存在是不科學的。應當明確的是,私家偵探行使的到底是“偵查權”還是“調查權”,這二者是有本質區別的。法律應對私家偵探可以采用的“調查手段”作出明確的規定,並對嚴禁使用的手段加以明確,以便使其業務的開展取得合法性依據。我國有關部門已經在北京、上海、重慶等城市對私人調查服務機構進行公開調研,其目的主要就是爲規範私人調查服務機構的“偵查權”、調查手段等問題提供第一手資料,爲今後國家立法對該行業的管理做好鋪墊。
     鑒于私家偵探對公民生活和社會秩序影響之大,建議有關部門制定專門的法規對此加以明確規範,使私人偵探的執業受到法律的制約和保護。該法規的名稱可以稱之爲“私家偵探業法”或者“私家偵探業規制法”,名稱可以商榷。法規規定的內容應當包括私家偵探的法律地位、管理機制、准入資格和程序、服務領域、偵探的權利和義務、調查的手段、民衆權利的保護、法律責任等各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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